每年的年底年初，都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放出“王炸剧”的时候：2021年是《觉醒年代》，2022年是《人世间》，2023年是《狂飙》。这一次，是《繁花》。

　　2023年12月27日，电视剧《繁花》登录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CCTV-8），开播仅10分钟收视率就突破2%，整个播放期间，据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平均收视率1.785%，腾讯视频站内热度31129，进入腾讯视频爆款俱乐部，超过30万观众在豆瓣打出8.5的高分。

　　《繁花》落幕，相关的热议讨论仍在持续当中。从小说到影视，从金宇澄到王家卫，观众们感慨于原著小说和影视改编之间的独特魅力。近期，由西北师范大学中外写作中心主办了青年写作论坛第二期——“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与影视——从《繁花》谈开去”，评论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电视剧《繁花》的艺术特征，研讨内容由本报首发。

　　电视剧《繁花》刚刚落下帷幕，但依然在各大媒体正如火如荼，依然“繁华”。繁华是一个汉语，很容易想到华夏这个概念。华指的是春华，春天草木发芽，到夏天的时候郁郁葱葱，这被称为春华，指的是春天和夏天。现在我们说繁华，一般指的是夏天和繁盛之意，也就是东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上海这个地方会有一部《繁花》，为什么我们西部写不了《繁花》？贾平凹的书只能叫《秦腔》《废都》，因为西部始终带有一种荒芜、虚无的感觉。因此“繁华”如今指的正是东部，指的是改革开放东南沿海这三十年的发展。

　　我们有一种长久的观看影视带来的习惯，觉得电视连续剧应该这样去演，我也应该这样去看。但王家卫的《繁花》给人一种陌生的效果，《繁花》类似于《东邪西毒》的那种感觉，处处激荡着诗开云网站 Kaiyun的语言，所有都是想象中的东西，都是造的景。跟《繁花》这部小说一样，我们已经看惯了那么多的现代性的小说，看过了那么多的宏大叙事，再去看这一部细碎的，而且带有上海方言的这种小说，我觉得《繁花》是一个很独特的东西。

　　文学转化成影视之后，情绪要有音乐来铺排，像《繁花》里面要用音乐来衬托人的情感，烘托一个时代的氛围。因为文学是个很抽象的东西，但影视是一门综合艺术。改编过程会出现很多的话题，转化本身就是创造，所以从小说转变成影视，本身是二度创作。我觉得《繁花》在短视频上看着极好。杜鹃饰演的雪芝，她分手的片段排得非常出色，还有马伊琍饰演的玲子和宝总分手的那一刹那，我觉得都处理得特别好，这是小说的一种处理方式，放在影视上，这种转化特别好。电影像短篇小说，电视剧像长篇小说。《繁花》的改编类似于用短篇小说的写法去编织长篇小说。王家卫用短片的方式或者说电影的方式去构建电视剧，当然非常独特。

　　一般来说，谈一部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首先离不开对原著的理解，只有充分理解了原著，才能更好地去讨论这部影视作品的得失。但在王家卫这里，这一逻辑并不适用。因为不论什么原著到了他的手里，都会变成他自己的那一套话语风格。所谓原著，更多的时候都只是他的一个灵感来源、一个创作动机、一个辅助手段。电视剧《繁花》概莫能外。金宇澄的小说《繁花》虽然暂时不能说是完全具备了史诗品质，至少他是有着明确的史诗动机；虽然也有“海派”作家一贯的怀旧和抒情气质，但其中的人物、细节、风物、景观、日常生活都条分缕析清晰可见、一笔一划生动饱满；虽然写的是1960到1990年代的上海，但作为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明显又有着更深更大更远的文化和历史指涉。

　　反观近日热播乃至“爆火”的电视剧《繁花》，与原著《繁花》在艺术本质上关联不大，而是延续了王家卫多年来坚持的、固守的“去历史”“情绪铺陈”以及“过度修辞”的一贯风格。小说和电视剧都表现了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叙事，而1990年代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进行、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社会全面转型的“大时代”，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桥头堡”，可书写可表现的内容极多，但是，能否将时代的“大”表现出来，难度也很大。

　　电视剧《繁花》里，语言方面满篇的“王氏警句”式对白似乎句句“发人深省”但又句句似曾相识；画面上大块大块金黄昏暗的色调以及不加留白的油画式满屏构图美则美矣，但30集观看下来则未免让人有晕眩窒息之感；音乐的使用上成批量插入的怀旧流行音乐不断撩拨和煽动观众的情绪，毫无疑问这些音乐都很好听，但过量使用让电视剧变成了一场怀旧音乐“show”。

　　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繁花》的“爆火”，除了导演与演员的“光环”加持与大量粉丝的拥趸之外，短视频平台的推波助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碎片化的观看可能正是这部电视剧的正确“打开方式”，而王家卫导演在对自己“一个人的上海”的纵情想象和肆意铺陈中，无意间击中了这个时代的眉心。

　　《繁花》的故事从小说文字付诸出版的那一刻开始，就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从文字到影像的《繁花》，小说中的年代背景、人物故事被搬上了荧幕，完成了第二次更为广泛的传播热潮，这无疑是对“上海文化”大众记忆的一次复现和激活。从文化媒介的心理机制来看，电视剧《繁花》的热播有效唤醒了大众对于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公共事件的记忆，如剧中通过阿宝的旁白，人们是如何兴起的炒股热、外贸热，很多人凭借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手炒股，一手外贸，经历着跌宕起伏的精彩或唏嘘人生。借助影像的传播力度，已经逝去的20世纪90年代又一次成为公众言说的内容，也是公众记忆的再一次构建和强化。

　　电视剧《繁花》中所构建的“上海空间”与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交相辉映、互相成就。“上海文化”又一次以顶流IP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无论是上海传统小吃汤泡饭、排骨年糕，还是上海人90年代的时尚穿着，抑或是吴侬软语的“沪语”方言，都描绘了一种中国特有的“流溯的现代性”形态，是一种在现代化的前进途中对于传统文化、民族记忆的回溯。用导演王家卫的话说：“它是上海的《清明上河图》，代表了上海的精气神。《繁花》是让全世界了解上海、上海人以及上海文化的一部辞典。”王家卫执着于拍摄一种“逝去的伤感”，这部剧是他对于9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背景下的一种意气风发的怀念，这种繁华被集中呈现于上海这样一个地域中，通过还原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街景、如南京路、黄河路、进贤路、外贸大楼、和平饭店等一批上海标志性街景风貌，用富有浓郁的烟火气与时代感所营造的“上海空间”，激活了老一辈上海人的生活记忆，吸引新一代年轻人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的整体了解。

　　从小说《繁花》到电视剧《繁花》，虽然是改编，但更多程度上是王家卫的新的创作，也更多是金宇澄小说中的电影性（如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和王家卫电影文学性互为关照，潜在的为这两部不同媒介表现的《繁花》建立了联系。正如马来西亚电影学者张建德所说：“王家卫的文学性是一种以电影化的风格讲述故事的感性，此外，王家卫作品的文学性，还体现在高度文学化的、富有诗意的对白。”小说《繁花》的独特魅力经由王家卫导演深厚的作者型导演功力改编后，从影像语言的角度，又完成了再度“新”的创作，这是一次难得的改编。因此，剧作《繁花》的成功就是与小说《繁花》一次真挚的携手，也是文学与影视彼此的深情回望。

　　▲ 宝总送李李回家这场戏配乐是拉丁舞曲《My Shawl》，该曲曾出现在《阿飞正传》里

　　在影视艺术的诸多元素中，音乐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成为情感传递与叙事构建的重要媒介。电视剧《繁花》中的音乐叙事，不仅为观众带来了听觉上的享受，更在无形中深化了剧情的内涵，引导观众进入情境。《繁花》以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各色人物在城市巨变中的人生沉浮。作为一部兼具文学性与视觉美感的电视剧，其音乐叙事亦具有鲜明特色。《繁花》中的音乐叙事对故事节奏的把控起到了关键作用。音乐的缓急、强弱与剧情的推进、转折相得益彰。当剧情到达高潮时，音乐的力度也随之增强，为观众营造出一种紧张而激动的氛围；而在情节相对平缓的段落，音乐则呈现出舒缓的节奏，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放松的空间。作为以上海为背景的电视剧，《繁花》中的音乐也融入了丰富的地域特色。无论是具有上海老歌风格的旋律，还是采用地方戏曲元素的配乐，都彰显了上海的文化韵味。这种地域特色的音乐叙事方式，不仅强化了故事的背景氛围，也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领略到了上海的地域风情。

　　▲ 玲子在雨夜独自出走的配乐《Dark Chariot》，《2046》里也曾使用过

　　《繁花》是一部极具艺术感的作品，但同时也是一部相当晦涩难懂的剧作。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这部剧的观后感反馈可能过于真实，艺术感太强，以至于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许多人在观看后表示没看懂，我也有同感。如果是在影剧团评审的条件下，《繁花》无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能够得到高分。但是，如果是在普通百姓的视角来看，那么评分或许就降低了。原因在于，《繁花》的剧情主要聚焦在职场和股票行业，融入了大量的行业行话和专业术语，使得许多普通观众难以理解和领会其中的深层次含义和操作方式。这种处理方式虽然提升了剧情的艺术感，但却也使得作品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

　　从题材问题来看《繁花》，我认为它表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包括90年代中的很多问题，因此单从这个方面讲，它就有成为经典作品的可能性。《繁花》的电视剧和《繁花》小说不能等而观之，小说里本来有沪生、阿宝、小毛三条线，但是到了电视剧里导演主要表现的是一条线，就是宝总这条线。宝总这条线主要围绕他的商战剧情展开，这其中就包含了改革开放与90年代经济转型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以更学术的方式来讨论它，但我在这里就讲一个方面，就是外贸纺织的问题。

　　我们知道，电视剧里范总的三羊牌羊毛衫是宝总从炒股转向外贸生意的一个关键点，但为什么偏偏是纺织呢？由此我想到了另一部表现90年代经济转型的相当重要的作品，余华的《兄弟》。在《兄弟》下部里，李光头也搞起了外贸纺织生意，他通过到日本进口二手西装（在小说里称之为“垃圾西装”）而大赚一笔，彻底发家。据周维、方兴的研究文章《90年代全球纺织品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对策》，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纺织品的生产与供应的重心己东移至亚洲，过去垄断世界纺织品出口的西方发达国家己成为纺织品的主销市场。虽然90年代的全球纺织贸易方兴未艾，且有向亚洲转移的趋势，但其内在的不平衡性也造成着地区间的差异。比如《繁花》里三羊牌羊毛衫最大的卖点就是不怕火，这种新型特种面料所采用的高科技，主要即来自与北美的尖端纺织工业。而也正因为引入外国科技，范总的三羊牌羊毛衫才真正具有竞争力。同样的，在余华的《兄弟》中，“二手西装”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此时的日本已经先于中国掌握了中低档大宗纺织品生产的能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满足日常穿着的基础上又快又好，因此自然受到中国县城、乡镇居民的热情欢迎。

　　事实上，结合我个人的背景，我来自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县，我的家庭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曾开办过乡镇企业，因此对这一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颇有研究的兴趣。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自然不会像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那样波诡云谲，而是有更多的日常的心酸和困境，更多的差异和现实还没有机会被提出来，被人们看见，但我想这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繁花》作为先行者，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契机。

　　《繁花》在展现上海城市风貌的过程中，深入挖掘了城市的精神内核。该剧通过展现上海的历史变迁、市井生活、文化冲突与融合，勾勒出了一幅充满活力的城市画卷。其中，对上海的建筑、街景、饮食等细节的刻画，不仅让观众领略到了上海的繁华与精致，更揭示了上海所特有的开放、包容与创新的精神气质。在海派的美学谱系中，金宇澄的《繁花》延续了从王安忆《长恨歌》中流露出的对于城市精神描暮和塑形的传统，这与王家卫的电视剧形成了対读和互文。

　　在捕捉时代情绪的过程中，《繁花》充分运用了镜头语言的叙事手法，使得剧中的情感表达既真实又动人。导演通过精心设计的镜头语言和场景布置，将上海这一城市的繁华与沧桑完美地呈现在观众眼前。这种视觉呈现与剧中人物的情感世界相互呼应，共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同时，电视剧《繁花》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通过细腻刻画那一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纠葛，成功地唤起了观众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与共鸣。这种记忆与共鸣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地区，更是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的深刻反思。

　　自影视艺术诞生之后，其创作手法逐渐开始分野。导演通过创作理念的差异，普遍可以分为现实主义导演与导演。深受戈达尔影响的王家卫便是一位的导演，他具有强烈的作者意识，其作品也一以贯之地显露出王家卫式的导演风格。一成不变的导演风格成就了王家卫，亦是大艺术家与生俱来的一种“傲慢”，这种“傲慢”是对时代激流的一种“不妥协”，是弥足珍贵的。因此，《繁花》之中的各处细节无不携带着王家卫的个人印记。

　　▲ “黄河路保卫战”中的人物位置、画面构图到光影氛围，与《一代宗师》叶问和宫二在金楼场景可以进行对比

　　简单来说，王家卫的导演风格可以用“精致”两个字来概括，其执导的电影《花样年华》《重庆森林》《东邪西毒》都是通过这种精致的风格，令观众陶醉于迷人的形式之中，至于故事反而变得次而等之。相比于电影，电视剧更为大众和通俗，它非常强调娱乐性，故事的流畅性至关重要，很多电视剧的“遇冷”便与此有关。王家卫将这种个人的“精致”风格放置到《繁花》这部电视剧中，使该剧拥有一个极具新鲜感的影像，流光溢彩的画面非常“诱人”。导演用绣花针去雕饰一个庞然大物的做法有待商榷，精致的《繁花》能否像王家卫精致的电影一样，成为经典之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带有王家卫式的非常“精致”的电视剧《繁花》，单从美学上来看，它无疑具有开拓性，形式感极强的画面带给观众非常新颖的审美体验。因此，对于《繁花》这样一部具有尝试性质的电视剧，还是要宽容待之，它对于当下电视剧的类型拓宽是极有帮助的，它的出现也是当下的影视市场所需要的。

　　原标题：《剧版《繁花》讨论：夺目的舞台落幕后，影视改编发现了时代哪些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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