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姐妹》（1964），编剧：王林谷、徐进、谢晋，导演：谢晋，美术：葛师承，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

　　《不夜城》（1957），编剧：柯灵，导演：汤晓丹，美术：葛师承，江南电影制片厂

　　《舞台姐妹》和《不夜城》都属于“十七年电影”，前者拍摄于1964年，讲述了一对情同姐妹的越剧演员从旧社会到解放初的人生经历，是这一阶段电影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后者完成较早，以民族资本家在不同年代的境遇和思想变化为主线年拍竣，只是由于时代原因，1980年代之前从未公映过。这两部电影的主题差别很大，但也不无相似之处，比如情节和人物的时间跨度都是从1935年左右延续到解放后，《舞台姐妹》的结尾在1950年，《不夜城》则结束于公私合营时期。另外，两部电影的美术都由当时著名美工师葛师承负责，电影中的场景考究细致，和池宁的《早春二月》一样，在细节上相当写实，不过葛师承也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显然对1940年代末期的上海时尚非常熟悉，因此在电影中表现的十分出色。

　　《舞台姐妹》是导演谢晋筹之已久的题材，1961年夏天以后，创作环境相对宽松，谢晋决定将之前的想法付诸实践，他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比如访谈多位越剧女演员，去浙江乡验生活等等，1963年4月和王林谷一起共同创作了最初的剧本详细提纲。上海天马厂决定拍摄，但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没有结论，于是天马厂决定带着提纲本去北京向文化部和电影局领导征求意见，得到了电影局长陈荒煤和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大力肯定与支持。夏衍还在提纲本和后来的文学本上做了大量批注，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并且打算将电影作为文化部1964年国庆献礼的重点片，还因此批了彩色胶片。1964年电影拍摄完成，经过多次审看，谢晋也做了修改，包括重新改写了结尾的台词等等。虽然第二年终于通过了文化部的审查并上映，“文革”中还是被当作毒草大受批判。1970年代末电影重新公映，受到热烈欢迎，在观众中颇有口碑，也是公认的“十七年电影”中的优秀作品，除了编导摄影都是高手之外，葛师承的美术设计也非常出色，电影中浙江山区每一处不同的戏台和上海茶园戏楼等多处逼真三四十年代的场景，都是出自他的寻访和设计，而片中的服饰也颇具深心，值得考究一二。

　　故事从1935年开始，戏班的女孩子们先在浙江乡下唱戏，1941年以后转到上海，历经抗战时期和战后，最终结束于1950年。剧本的时间线非常精细，几乎每一个时间点都经得起推敲。葛师承曾经在关于《舞台姐妹》美工设计的札记中详细记述了自己的工作，其中提到服装也要尽量符合当年的实景。电影的前半段发生在浙江乡下，草台班子经济拮据，女孩子们除了戏服光鲜，日常着装大多比较黯淡。

　　到了上海以后（1940年代前期），主角春花月红很快唱红，而春花这个角色相当程度上是照着袁雪芬写的，所以她在电影里也始终穿素色长衫，而不是一般勾勒线条的旗袍，不怎么收腰，不流行了的宽袖口，春夏是浅蓝淡白，秋冬是深色。她的不时髦是人物的设定。台下也永远梳一根大辫子，不施脂粉。电影中很多关于服饰的小细节非常用心，比如唱戏的女孩子们基本都穿着线袜，只有豪阔的沈家姆妈和“堕落”以后的月红才每次出场都穿。

　　然而电影最精彩的服饰表现是高潮部分的一场法庭戏，那完全是1940年代末期上海女装时尚的重现。

　　先看一下相关部分精细的时间线：春花演越剧《祥林嫂》被禁，社会局的禁演告示上写着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越剧界反抗，签署联合公演合约是当年7月底，接着唐经理他们谋划对付春花时穿着绒线背心西装风衣，就是秋天。春花被丢石灰包时已经公演，大家都穿着长大衣，应该是冬天了。中间隔着治眼睛，到了法庭上春花和女记者江波也都是冬天装束，最快也要1948年初了。时间线丝毫不乱。

　　法庭戏中，月红出现时穿着浅色灯笼袖宽身大衣，直领、同色大纽扣、两个大方口袋，里面穿一件深色高领丝绒旗袍，长及小腿肚，在大衣下面露出一点下摆，绣花鞋。

　　按照剧情安排的时间，这身衣裳几乎全是写实的。1947年初，丝绒旗袍渐渐开始在上海出现。这种衣裳1930年代时曾一度流行，之后就不再时髦了。这时候重新回潮，当时人认为可能跟两件事有关，一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上，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作为中国代表参会时曾经穿过深色丝绒长旗袍，显然是作为隆重的正装穿着的。更早两年，宋美龄赴美演讲时也穿过类似的衣裳。这两位气度雍容，丝绒旗袍也随之引起国内外不少关注；另一件事是1947年10月，明星黎莉莉首开风气，在回国的轮船甲板上亮相时穿上了黑丝绒旗袍。虽然进口丝绒非常昂贵，但是黎莉莉的丝绒旗袍还是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时髦女性，1947年底，女明星们已经开始纷纷穿上这种衣裳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丝绒旗袍流行了好几年，最初以黑色紫红等深颜色居多，渐渐的颜色也变得丰富起来，不过始终“素色或条子的丝绒是最上乘的”，高领，袖子细长，袍身长到膝盖以下两三寸的样子。这一时期的大衣则以宽垫肩和灯笼袖最为时髦，电影中就是一件典型的浅色灯笼袖大衣。这种衣裳从1946年秋天开始大受欢迎，应该也是西风东渐的结果，稍早些时候欧洲的流行女装以及好莱坞电影中都出现过类似的外套，当时传说是巴黎的裁缝发明了这个样式。上海报纸上经常有专栏作者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大衣只适合苗条修长的女子比如电影“perfect marriage”中的洛丽泰·杨，普通人穿了臃肿不堪，只看得见两只袖子。不满归不满，灯笼袖大衣依旧蔚然成风，并且持续了好几年，宽身和细腰的样式都很流行。

　　两相比对，月红法庭上的装束几乎就是复原了的1948年前后上海秋冬的时式女装。类似的重现也出现在《不夜城》中。

　　《不夜城》最初是为了宣传公私合营而创作的，按照编剧柯灵的说法，是领导出题目，他写文章，剧本完成于1956年。上海的江南电影制片厂交给汤晓丹执导。电影拍摄一波三折，过程中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说这部电影是在“美化资产阶级”。批判的大字报在厂里贴的铺天盖地。剧组顶着极大的压力拍完，由蓝为洁担任初剪，她说老剪辑师们都兴趣不大，嫌电影没有戏剧性过于平淡。当时政治环境比较紧张，江南厂决定将影片封箱入库。入库前，汤晓丹要检查样片，于是决定在放映间悄悄放映一场，只让摄制组几个人看一看，特意叮嘱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但不知怎么还是走漏了风声，到了那天，忽然来了很多人一拥而进，不但座位满了，后来的人连玻璃窗都挤碎了。蓝为洁说，有人看后告诉她，本来是想看电影如何美化资产阶级的，“结果并不过瘾”。影片从此入库，虽然后来一再被批判为毒草，但其实始终没有公映过。直到八十年代才上映，并曾经送去英国放映交流。不过汤晓丹在回忆文章里说电影并没有精修过，松松垮垮的，后期完成得也很草率，他多年后仍然为此痛心不已。

　　因为最初是作为出国放映的故事片来拍摄的，所以用的是当时很少见的彩色胶片，虽然摄影师经验不足，汤晓丹也认为色彩上并未达到自己预期，但是美术葛师承和导演配合默契，并从此建立起极深的创作友谊。电影情节涉及主角张伯韩一家二十多年的经历，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段是1935年年轻的张伯韩学成归国兴办实业，第二段是1948年前后到上海解放前资本家张伯韩应对生意场上的各种局面，第三段是解放后直到1956年初张伯韩走向公私合营的过程。第一段相对简单，篇幅也短，用服饰反映1930年代中期，表现上不过不失，特点还是明显的；后两部分的服饰设计则非常出色，其中第二段对于1940年代末的上海时尚表现得极具时代感。

　　首先是和《舞台姐妹》中相似的丝绒长旗袍，《不夜城》中大量使用了这种服装：

　　或许是因为《不夜城》以资本家的生活环境为主，所以表现得更为丰富多变，左边两张图是张伯韩太太，在电影里她是个具有传统美德的妻子和母亲，常服大多朴素低调，这是在女儿的生日舞会上。右边的两张图是张伯韩的弟媳。显然比《舞台姐妹》中更为华丽，色彩和细节也更加丰富。

　　除了丝绒旗袍以外，电影中还有一段重要场景，张伯韩为了跟洋行买办周旋，特意在家中宴客，当天他因为工厂临时出事无法及时赶回，只得由妻子、妹妹和弟弟夫妇出面招待买办和他的交际花女友。中间有一个场景是四个女人饭后坐下来打麻将，弟弟在旁作陪，他暗示大嫂和妹妹，于是大家顺理成章地输了牌。这段麻将戏拍得流畅自然，也很能显示人物性格，其中的服饰同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那个时代和阶层的生活特征，4件长旗袍色彩饱和度很高，鲜明有光泽，花纹丰富，华丽感十足。汤晓丹说自己曾经想用三种不同色彩来区分电影的三个不同时期，只是因为当时摄影师对彩色胶片的使用不够熟练而未能达成目标，他设想中的这一时期应该是黄色的。虽然胶片没能做到，但美术师选用的华美明艳的服饰至少也部分完成了这个设想。除了各有特色的旗袍，张伯韩妹妹和买办女友领口的大别针也是极具时代特色的饰品。

　　图 3 《不夜城》中的麻将一场，桌子四周从中心开始顺时针分别是买办女友、张伯韩妹妹、弟媳和张伯韩太太，kaiyun开云网站 Kaiyun开云弟媳是桌上唯一一个对牌局一无所知的人

　　五十年代以前彩实在很少见，《不夜城》的拍摄时间和故事发生的年代非常接近，葛师承对1940年代末期的服饰和时尚的熟稔以及表现方式也使得电影因此留下了值得重视的资料，比如电影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服饰细节，百货公司橱窗里布置着最新的时装，后面是画有1949春装的广告牌，街边有熙熙攘攘的买卖银元的人群，时代背景点染的恰到好处，而春装的时装画分明就是1948-1949年一度盛行的“美龄装”，这种旗袍身长过膝，高领束腰。解放后也继续流行过一段时间，1950年的《亦报》上还有人撰文画图嘲讽过这种时装，称之为“螳螂式的长旗袍”。电影里不过是几秒闪过的一个镜头，美工师对那个时代服饰的把握完全是举重若轻的精准。

　　图 4 左《不夜城》中的广告牌；右《亦报》的漫画“螳螂式的长旗袍”，1950年6月25日

　　除了上述提到的种种，《不夜城》还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1949年前上海社会服饰的变化，主要是通过两代人的服装差异来体现的，电影中张伯韩的独生女珍珍被娇养长大，1949年前已经是时髦的大学女生，直到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之前，她的生活主要在校园和家里，电影中她大多穿着毛衣＋半裙，或者毛衣＋西裤，这显然是1940年代末上海大学生最时尚的装束。

　　上图左一到左三都在解放前，右一是1951年，从电影表现看，解放前后她的日常衣着几乎没有变化。而她和同学在一起时，这种特点也很明显。

　　以往讨论这一时期的服饰变化经常将旗袍的消退视为新社会的影响，其实年轻女性选择长裤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渐渐出现了，虽然最初被视为女着男装，“不伦不类，恶形之至”，或者被直斥为“怪样”，但是仍然阻挡不住西装裤的流行。最先做出这类选择的是大学女生和年轻的女演员。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上海市政府规定的女职员制服，也是大翻领双排钮式的上装和西裤。差不多同一时期，名演员李丽华因故上法庭时，就穿着西装裤和玄狐大衣，被记者称为“衣着是欧化了”。到了1947年，虽然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惯，但也不得承认在严寒季节的上海，长裤对女性更加友好。比起最常见的旗袍，西裤既保暖，也方便行动，更不用说很多女学生还需要骑自行车上学。

　　到了1948年初，西装裤和短大衣渐渐成为年轻女性最入时的服装。明星陈燕燕去北京拍戏时，就依照自己平时在上海的习惯穿着这样的类似的衣裳，当时的《申报》报道她穿“灰法兰绒西装裤，短大衣，红皮鞋”，在北京的中山公园散步。张瑞芳1949年前从上海到香港再到北平，春天的时候也是穿着咖啡色的彩条毛衣和西装裤，她提到当时上海最流行这样的穿着：长西裤配各种面料的短袄。1940年代末，天冷的时候西装裤搭配短大衣或短棉袄，等到天气回暖了，上衣就换成各色鲜艳的绒线衫，这是最时尚的穿衣方式，只是这种衣裳在当时大多是年轻女性的专属。这种更有活力和现代感的风尚与华丽的长旗袍宽身大衣同时出现在上海社会。

　　最后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主要角色以外，有两个场景出现了张伯韩公司里的两位女性职员，这两位只有一句台词，各自出场一次，却是极少在电影里看到的1940年代末办公室工作的职业女性的衣着，分属不同季节，是厚薄各异的旗袍＋外套，也和其余女性角色的服饰风格大不相同。这种地方都可以看出美术师的用心。